2016年11月29日，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赵朴初先生、丁光训主教对外民间交流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来自国家宗教事务局、上海市民族宗教委员会以及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有关领导，我国佛教界、基督教界的领袖，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复旦大学、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共计4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徐以骅教授主持。[文汇报]“文汇学人.资讯.访谈录”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深入报道。

（致歉：文汇报报道中，由于本中心人员的疏忽，错将丁光训主教的生辰写成1905年。丁主教实为1915年生人，本中心网站转载时予以更正。由于本中心人员的失误，给丁主教家人、亲属、同事以及广大读者造成诸多影响，特致上深深的歉意。）

                             赵朴初丁光训与中国公共外交

• 【报纸名称】文汇报
• 【报纸日期】2016-12-09                 文/谢子卿 段世磊

 “以信通和”不仅仅是各大宗教内部的和谐，也是各个宗教之间的和睦，更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赵朴初和丁光训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契合中国和平外交的根本原则，同时更融会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以及世界和平、共同发展的博爱精神。

    谈起“公共外交”，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新中国的“熊猫外交”和“乒乓外交”。事实上，广义的公共外交在中国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像达摩入华、玄奘西行、鉴真东渡以及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等都是中外关系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宗教的对外交流作为我国公共外交事业中的一环会如何发展?中国宗教走出国门能否为我国的外交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宗教界都不约而同地想起新中国两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他们是中国佛教界的领袖赵朴初居士(1907.11—2000.5)和中国基督教界的领袖丁光训主教(1915.9—2012.11)。

    为此，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于2016年11月29日在复旦大学举办“赵朴初先生、丁光训主教对外民间交流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这是继2014年9月“中国宗教走出去高层论坛”以来，上述两单位共同举办的关于宗教与中国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在纪念两位杰出爱国宗教领袖之外，与会各方都期望能“饮水思源”、“再攀高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他们公共外交的未竟事业。上海市民族宗教委员会花蓓主任指出，在两老长期学习和工作过的上海举办本次研讨会对上海的宗教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爱国爱教立场的坚定统一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国外反华势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宗教煽动信教群众，阻止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为此，赵朴初先生当时就明确提出了爱国爱教相统一的立场，坚定拥护新政权和新中国。与会的上海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集中阐述了赵朴初先生早年提出的“一个思想，三个传统”的内涵，强调“社会主义中国佛教徒”的重要性，这点也得到上海静安寺住持慧明法师的赞同。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贾付强论述了当时已身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副主席的赵朴初先生面对冷战初期东南亚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外交场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藏独、美帝等反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经过。身为佛教徒的赵朴初心怀大慈大悲的世界和平理念，但在获悉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于印度波罗奈斯举行的会议受到美国操纵预谋反华后，他坚定地拒绝与会，原则立场和民族气节令人敬佩。净因法师则谈到香港宝莲禅寺修建天坛大佛时，其筹款过程艰困、材料稀缺、又遇施工技术瓶颈，适逢

    日本人欲捐款修佛，不过条件是佛朝东海，面向日本，赵朴初得知后，亲自出面筹措余款、提供稀材，邀请大陆顶尖科研团队参与施工，极具智慧。

    与此同时，赵朴初尝试将佛教教义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发扬“人间佛教”思想，要让佛教与社会主义中国达到圆融之境。他认为中国的佛教徒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如此，佛教教义得到持守和传播，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贡献了智慧。与会的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永副局长对此高度评价，称赞赵朴初是爱国爱教的伟大倡导者和践行者。

    三自为何必要

    不仅赵朴初先生努力提倡爱国爱教，基督教界的领袖丁光训主教亦是如此。在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界面临的海外形势极为严峻。中国的基督教如何脱掉“洋教”的帽子，中国的基督徒如何真正地“当家作主”，如何以平等独立之身份与世界基督教大家庭共融是中国基督教发展面临的头等大事。对此，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高峰在会上回顾了丁光训主教的成长经历，特别谈到了“早年丁主教在上海生活、学习和工作时，他亲眼看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如何让同胞失掉民族尊严，战争如何让各地难民涌入上海;他更为同龄人争论中国亡于哪个侵略国家会更好些这一问题感到愤慨”。正是出于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正是基于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憧憬和期盼，丁主教放弃了海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钱学森等一大批祖国需要的各界人士一起，不顾阻挠毅然回到中国。

    曾经和丁光训主教长期共事的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女士在会上谈到丁主教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发表的演讲《三自为何必要》。在她看来，丁光训主教回国支持中国共产党，是首先在思想上认识到了“基督教这个世界宗教必须民族化的问题”。接着她指出丁光训主教信任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和赵朴初先生都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督教和中国的佛教都强调为国为民，并且丁主教还区分了爱国主义与国家沙文主义，反对将抵抗外侮的民族主义和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出席会议的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更是指出两位宗教领袖的崇高爱国精神不仅是宗教界应该继承的，也是教育界应该学习的。

    “走出一条新路来”

    赵朴初和丁光训两位宗教领袖的民间交流成果之所以值得探讨，就在于他们身为中国佛教界和中国基督教界的领袖，不仅是新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拓者和实践者，积累了大量的民间交流的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长于总结经验，敢于创新，为当今中国的公共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思想财富。

    1993年，赵朴初先生率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在参加日本佛教界举行的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他首次指出中日韩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这番讲话不仅引起了日韩友方的强烈共鸣，也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思维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茶禅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张琳在会上忆述赵朴老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直至提出“黄金纽带”理念的时代背景和重大事件，认为赵朴初的民间外交思想是一个从“金锁链”到“黄金纽带”的发展过程。上海静安寺住持慧明法师将赵朴初的思想形成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解放初期至“文革”前;第二阶段是“文革”后至上世纪90年代。他们都强调了建国初期中国佛教民间交流的积淀对于赵朴初先生创新思维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没有建国初期赵朴初先生积极投身于同日本的民间佛教交流，没有大量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教训，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这一提法就不可能诞生。

    丁光训主教也非常重视思维创新。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高峰就将丁主教的外交实践总结为一句话：“走出一条新路来”。这一点，美中教育机构、基督教人士交流协会总裁余国良深有感触，他在发言中提到自撰文章里的一句话，代表了他对丁光训主教的了解：“近二十多年来，丁主教一直在推动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识，以及教会本身的创新思维。要对丁主教的思想作确切的解读，需要了解他的创新动机。”事实上，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如何处理教会内部各派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内教会与海外的关系，如何处理基要信仰和传福音的关系等等，都充分反映出一点：那就是教会管理没有特定的程式，中国基督教会的对外交流之路需要靠自己走出来。

    世界和平主义和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合一

    “一名佛教徒基于自身信仰，以教义为根本，本性爱好和平的自然流露，也是其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从理性角度得出的认识和观点。从客观上来讲，他的和平观也是顺应了世界发展大势，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符合我国的外交战略，”慧明法师这样指出。由此可见，赵朴初提出的世界和平主义和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合一，是佛教徒自身信仰和世界发展大势的统一，绝非趋炎附势。

    而这一点也恰是丁光训主教重要的外交原则。上海社科院宗教所罗伟虹研究员分析了丁光训主教1979年8-11月对美加两国访问后的报告，归结其中的精神，其一便是“基督教界要在教言教，友好往来”。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进一步补充说中国基督教要走出去，就要学会如何用宗教和神学话语来讲述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是丁光训主教的一贯坚持和基本要求。

    体育人在赛场上联谊、音乐家在舞台上切磋技艺、文学家在翻译中相互学习，可以说公共外交无论哪行哪业，都有各自的领域和对话模式，如果用国与国的传统外交去制约和束缚，公共外交就会失去其固有的活力。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便用“以信通和”概括赵朴初和丁光训的民间外交思想。他认为二老的思想中首先要求中国宗教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即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每一个中国宗教信徒的基本义务，接着要“以教会友”，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同种宗教虽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却又不分彼此，然后通过同一种信仰达到各国教徒的和谐共荣和世界和平。

    “交流要交心，人心抓住了，交流才能长久。民间外交最主要的就是人的交往”，赵朴初曾这样自述。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圣凯在给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将赵朴初先生的外交风格总结为“和平慈悲和私人情谊的柔性外交”。张琳更是特别举　了赵朴初　同椎尾辩匡(1876—1971)、大　西　良　庆(1875—1983)、山　田　惠　谛(1895—1994)　以及庭野日敬(1906—1999)等日本高僧的交往案例。可以说，赵朴初先生的真情真意赢得了日本佛教界的广泛赞誉，张琳还特别提到，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创会会长大谷莹润之子大谷武甚至尊称赵朴老为“现代鉴真”。

    事实上，“以信通和”不仅仅是各大宗教内部的和谐，也是各个宗教之间的和睦，更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也就是说，赵朴初和丁光训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契合中国和平外交的根本原则，同时更融会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以及世界和平、共同发展的博爱精神。蒋坚永副局长对此深有感触，每次出国访问，各地的国际友人对于二老的真情令他难以忘怀。

    赵朴初先生和丁光训主教都非常强调民间外交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宗教和世界宗教的交流要出成果就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一方面，要了解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动向;另一方面，要把握时机、敢于探索。正如香港圣公会大主教历史及神学顾问魏克利教授(Philip L.Wickeri)在会上分析的那样，两位宗教领袖都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洞察力，对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洞若观火，从而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宗教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赵朴初和丁光训能成为新中国的宗教领袖以及国际宗教界知名的活动家，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扎实专业的知识素养和精深博大的宗教感召力。相比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可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真情互动、维系友谊，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外交的不足。21世纪的中国要成就这样的公共外交人才，国家的宗教管理部门、高校智库的积极参与以及宗教人士的自身努力都缺一不可。正如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徐以骅教授在会上呼吁的那样，中国宗教界的公共外交需要有兼具实务型和变革型特质的宗教领袖。而本次研讨会与会嘉宾提到最多的几个词就是“启示”、“启发”和“启迪”，即赵朴老和丁主教为宗教界开展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典案例。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司长肖红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如何培养高层次对外交流人才已成为我国宗教界迫在眉睫的问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